大学时省吃俭用买了一堆旧书，现都在书架上。一天偶然抽出其中一册《后汉书》，正要怀念一番曾经的时光。忽然在最后一页发现一件“古董”，竟勾起我一段回忆。

我总习惯将一些老物件称作“古董”。这件“古董”是贴在书尾页的一个牛皮纸袋，里面装着一张“读者借书登记卡”。纸袋掌心大小，外面印着“读者注意”，意思是要求爱惜书籍，按期归还。登记卡是一张大不过手掌的长方形硬纸片，正反面印着“索书号”“书名”“著者”等信息，以及一个表格。表格分三栏，分别是：读者、借期、还期。这本书从某图书馆注销后流入旧书市场，现在到我手中，算是缘分。

直到大学时，我才有机会正式到图书馆借书。犹记得当时刚办借书证时别提多高兴了。第一时间匆匆走进图书馆，看啥都新奇。大概在1999年前后，当时书库是封闭的，借阅处用一条水泥台隔开内外。外面有一排木柜子供读者检索书籍，里面由图书管理员负责接待。柜子像中药铺里的药匣子一样，有许多小抽屉，分门别类地存放着馆内藏书的信息卡片。

借书时，首先将卡片上的书名、书号填写到“索书单”上，交给馆内图书管理员，由管理员入库找书。找到登记一下，就可以拿回去读了。我感兴趣的是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，小说都在I类抽屉，历史书则在K类抽屉。时间长了，每次去都轻车熟路，直奔那几个特定的抽屉。

有一次，我到图书馆借阅《史记》，一番检索，还真有，是中华书局出的一套十册版，繁体倒排竖版，于是一本一本地往外借，开始我的阅读计划。借书时，需要在书尾登记卡上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借期、还期。有意思的现象发生了。前面的几册，登记卡上还有一两位往届的学兄或学姐在登记卡上的签字；大概到了四五册时，登记卡上已是光洁一片，说明后面几册书还从没人借阅过。这个发现让我兴奋不已。它仿佛激励着我像攀登高峰一样坚持读下去。我豪情满怀，立下目标：每一册《史记》后面都要签上我的名字。不过，这本被称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的书并不好读。一个是繁体字障碍，一个是文言文障碍。我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去翻字典。就这么断断续续的，花了大概一学期的时间，我终于完成了这件工作。

这是我读书历程中一件值得骄傲的事。

不久之后，学校新建了图书馆，图书馆完全开放。再也不用填写“索书单”了，书籍后面也没了登记卡的“尾巴”。借书开始变得简单，可以直接到书架前挑书，之后在管理员那里登记一下就好了。再后来，手工登记变成了电脑扫码登记。现在去图书馆借书，微信关注图书馆公众号，绑定借书证，直接用手机扫描就可以完成借阅登记，比以前更加便捷。

上大学之前，读书都是同学之间互相借。我本不善交际，平时不愿意求人麻烦人，唯独借书例外。见到好书，我愿厚着脸皮去央求人家。借来了，自然兴高采烈。借不来，就跟人家磨嘴皮说好话。如果到底还是没借来，那就像是打了败仗一样垂头丧气。

借书的事，以往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大概都是免不了的。元明之际有宋濂，清代有袁枚，皆有所记。宋濂在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中说他年幼嗜学，家里穷没钱买书，只好“借于藏书之家，手自笔录，计日以还”。其抄书的情景尤其令人动容，即便“天大寒，砚冰坚，手指不可屈伸”，也毫不懈怠，其读书之心诚若斯。袁枚在《黄生借书说》里开宗明义：“书非借不可读也。”可谓深得读书三昧。还备述少时借书之难：“有张氏藏书甚富，往借不与，归而形诸梦。”我也曾做过“借书不与”的坏梦，还做过白捡许多书的美梦，看来读书人的感觉是相通的。

现在，社会进步了，纸质书、电子书并行，获取图书的途径越来越丰富，免去不少借书的繁琐与尴尬。这是读书人之福。手里的这册“后汉书”，登记卡上依旧一片光洁，仿佛正期待着我来阅读。望着满架图书，我想，唯有“时时勤拂拭（取阅），莫使染尘埃”，方不辜负年少时的读书梦吧。(闫红亮）